答读者问52:如何在“J曲线”的影响下做决策？

北极星:吴军老师，在文学或影视创作领域，同一个想法或者创意可能很多人都有，而且创作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况也很普遍，要界定盗版似乎是很难的，很多情况最后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才能解决。比如，1961年，日本导演黑泽明拍完了他的杰作《用心棒》，几年后，意大利导演莱翁内受到了这部电影的启发拍出了著名的电影《荒野大镖客》，后者不管是在票房还是知名度上都要远大于前者，在那之后黑泽明把莱翁内告上了法庭，法官要求莱翁内拿出电影15%的票房补偿黑泽明，这笔补偿费就远远高于黑泽明原作的盈利了。不知道对于这种情况，吴军老师怎么看？

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从法律上简单地讲，著作权在创造者去世后还能维持70年，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规定。但是创意这个东西的知识产权的有效期则短得多，西方通常只有15年。

比如某个电视台搞了一个相亲节目，从理论上讲在15年内，其它娱乐媒体是不应该搞完全雷同的节目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媒体要到韩国去买IP，而不能简单模仿人家的节目的原因。

关于文艺作品中情节的创意，如何界定在世界上是没有专门规定的，因此世界上将一本小说中的情节稍作修改，就用到一部电影中，这种情况比比皆是。在这方面，最强的约束反而是创作者的脸面，因为除非是全面模仿，比如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模仿《雷雨》，否则很难界定。

当然，一旦全面抄袭的事情发生并且有了法庭上的结论，在西方的处罚和在中国是完全不同的。在中国主要是补偿性赔偿，即原告亏了多少钱补多少，最多加上点额外补偿而已，在西方通常是惩罚性赔偿，即通过一次巨额的处罚，杜绝这种事情再发生。

比如说在中国卖了假货，所谓一赔三，这是补偿性的，在美国卖了假货，通常会赔得倾家荡产，因此在美国假货不多，因为卖一件假货会赔得不偿失。

在专利等知识产权的纠纷上也是如此，两年前美国某个大学和一家公司打专利官司，最后赔给了大学近10亿美元，这完全是惩罚性的，因为获得那个专利的转让使用权，成本不到10万美元。

类似地，几十年前一位顾客在麦当劳喝咖啡烫伤了嘴，获得了一百多万美元的赔偿，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。为什么赔那么多？当时法官在判词中讲，是要让麦当劳这样的企业引以为戒，就从每杯咖啡的销售中拿出了零点几美分作为惩罚，而麦当劳每年销售上亿杯咖啡，这加起来钱就多了。

205封信课后思考题:你觉得中国再过多少年，能做到盗版比例降到20%以下呢？

我的看法是30年，即一代人的时间。大部分心理学家的研究都表明，大部分人到了十几岁以后，想法就无法改变了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还能改变，恭喜你，你属于10%能够成为精英的人。因此，盗版这件事，不要指望上一代受教育的中国人能改变。

很多人说正版软件、正版图书贵，这不是理由。事实上，中国的正版图书和正版软件比美国便宜多了，比欧洲更便宜。有人说相比收入算贵的，但是iPhone相比收入更贵，也没有挡住中国的穷孩子购买。不仅iPhone贵，华为、小米的手机相比软件和图书也一点不便宜，但中国人换手机比美国人频繁得多。因此，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。

非常欣喜的是，中国的90后在尊重知识产权上做得比父辈好得多，我相信他们的后代会做得更好。

单宏伟:老师好，我们确实需要清空许多短期的诱惑，为长期目标积攒资源，否则无法熬过“J曲线”，实现长期目标。但是，长期目标也需要很多手段保驾护航，否则就会像文中提到的生鲜超市，被一些占小便宜的人搞垮。那么，请问吴老师，有哪些原则可以让企业或者个人把长期目标执行得更稳健一些？

这个问题很大，今天我们不谈企业，只谈谈个人。每个人确定自己长期目标时，要考虑四个因素。

1. 自己能力的特长和短处。

每一个人都有特长，也有短处。补短是一件难事，虽然我们说勤能补拙，但是很多时候，勤劳并不能弥补短处。相反，扬长是容易的事情。

2. 非常有心地拒绝小的诱惑，因为关注小利的害处不仅在于效率太低，而且会养成忽视大局的习惯。这一点我在之前讲过很多次了，就不讲了。

3. 照顾自己的兴趣。

人通常能够在短期逆来顺受，做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，但是很难长期这么做，因此如果一个长期目标和自己的兴趣完全无关，甚至自己有些抵触，是无法达成的。

4. 要有一个衡量自己是否在正轨上行走的标准。

由于长期目标不会马上达成，甚至在行动的初期可能看上去远离了那个目标，因此需要有一系列衡量方法。比如我们想要通过改进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，这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不会马上看到结果，而且市场占有率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，比如竞争对手做了一次大力度的营销活动。

因此直接用市场占有率来衡量工作的成效是不合适的，那样只能急功近利。通常的方法是衡量一下用户的满意程度，比如每做了一次改进，大家是否变得更满意，使用的频率是否提高了，这个很容易了解清楚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说明方向正确了。

小新:吴军老师，您好。在职场上，我们通常要积极把握外部晋升的机会，比如，每半年更新一次简历，周期性地出去面试一下，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。这种做法与您讲的滞后效应，做事要有耐心是否存在冲突呢？在职场中，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呢？

Nina酱:在一件事的执行中，如果还没看出效果，要怎么判断它是处在“J曲线”的滞后期，还是这个决策本来可能就是错的？是不是定一个时间期限，比如3个月左右，用来观察会比较好？

判断是该坚持，还是需要改变，这其实是一种经验，很难限制3个月或者某一个时间长度，很多人死在黎明之前。半年更新一次简历，去面试一下，如果不作准备，效果可能不好，如果花太多时间作准备，可能耽误工作，因为心思没有完全集中在工作上。
比较简单的方法有两个，一个是请有经验的人把关。所谓的经验，不是指完全地做过那件事，而是在那个领域中成功过，具有好的判断力。第二个办法是采用前一个问题答案中的第四个方法，设定一个衡量自己是否在正轨上行走的标准。

小项:我想请问吴军老师，关于给孩子零花钱的问题，我的儿子目前已经有十周岁了，最近他跟我提出说他现在读五年级了，长大了，应该给他一些零花钱了。我当时的回答是，需要他每天通过劳动才能得到零花钱，就是帮大人做一些家务活。然后我们再给他零花钱，因为之前给过他一百块左右的零花钱，他一天之内就花光了。但是，如果把对劳动的激励物质化，我担心以后他会把劳动当成一种负担，我不确定自己这样处理是否合适，想听听您这方面的建议。

对于这个问题，我其实在《态度》一书中已经给了答案。

简单地讲，为了钱而劳动，虽然没有为了理想而工作那么高尚，但是，你看看世界上有几个人真正是为了理想而工作的呢。通过劳动获得钱，总比不劳而获强得多。美国大部分富有的家庭，孩子们都需要通过劳动获得钱，包括伊万卡·特朗普和更早的小洛克菲勒等人。他们小的时候，都需要通过劳动获得钱财。相比之下，目前中国孩子的零花钱来得太容易了。

怎样获得钱是一回事，怎样花钱是另一回事，这两件事情不能混。不能说是自己劳动获得的钱就可以乱花，即使他通过劳动获得了钱，在花销的时候，依然需要引导。

我会经常捐一些钱给学校，除了善心之外，也是想让孩子们知道两件事。第一，钱要用来做有意义的事情；第二，不要指望我将来留什么钱给你们。

当然我的经验只是个人体会，仅供你参考。